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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许多立法者没有认识到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往往只把眼光放在经济价值上，甚至把GDP等同于经济价值。部门规章近来也不断出台，如2011年1月27日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2011年12月2日水利部公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资质管理办法》、 2011年12月2日水利部公布的《水文站网管理办法》等。

但是，国际上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长期以来，我国立法已经习惯了行政机关主导的模式，大部分法律草案是由行政机关起草的。流域管理还必须坚持流域管理与地域管理的协调，水利、农业、林业、环保、工商等部门之间的协调。（二）解决区际立法的效力问题。该条确定了我国水污染防治的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荷兰水董事会最多时，曾达2 700个，经过不断调整和合并，截止2005年全国仍有27个水董事会。[4]其实我国现在的立法模式的成因还在于人大与行政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大的组成特点。我们说，一个机关能否有效监督宪法实施，并不仅仅取决于它的政治地位，关键在于它是否有足够的公共理性能力，在于它能否在具体的宪法判断中不断通过反思均衡发现被审查对象是否与宪法的基本正义准则相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在政治社群中，reasonable最基本的性质就是一种正义能力的运用：一种自由平等公民进行公平社会合作的基本理念，它有两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相互性。（二）公共理性的工作场所：以国家机构为讨论重点公共理性的工作场所既可以是制度化领域，例如专门的宪法解释、宪法审查机关、普通法院或代议机关，也可以是公共领域，也就是公民以自己的理性精神和能力直接对宪法性案件或相关法律提出宪法判断。（三）为什么中国宪法实施的动力应该来自理性1.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1）民主政治对自然神论去魅的必然要求82宪法第1条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机构都不能直接行使主权，且彼此地位平等，宪法只是规定了抽象的人民作为主权者，但没有规定一个具体的主权代表者。在特点二之下，宪法的高度规范形态有利于以适用法规范为天职、运用形式理性进行个案涵摄与法律推理的法院来具体操作。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卷入以西方资本主义工商经济和民主政治为核心的现代性浪潮中，作为一种文化基座的整体性价值观早已崩溃，思想领域中的无组织化力量依靠革命建国和重新制宪的历史事件才得以克服。宪法承诺的民主政治与人民权利始终如镜花水月，这使得我们必须反思为什么宪法无法实施？我们可以看到支配这些文件背后都有深深的意志因素，这些政治意志或化身为一种特殊的革命意志，或由于缺乏公民理性成长而蜕变成领袖个人意志，给宪法实施本身造成了相当严重甚至停止实施的后果。我们就必须回溯到现行宪法的基本正义条件中，至少我们可以援用富强的现行性要求这一正义条件来说明，私产保护是与之融贯的，因为不保护私人财产则无法实现经济富强、国家物质繁荣的基本要求。

这里的正当一是表现在结果必须符合宪法的基本原则与条件，第二是在具体个案中解释宪法，尤其是违宪审查中还必须将个案中的原则与制宪时的条件予以权衡和比较，以判断究竟何者更为优先。当然，罗尔斯并不认为法官可以独断解释宪法，他必须将解释建立在具体理据上，建立在与其他国家机构以及公共领域达成反思均衡的基础之上，因此宪法并不是法庭所说的那样。总之，要切合中国语境回答开放的宪法如何无矛盾地实施这一根本问题，就必须在理论上认识其动力、目的、机制与对象四个环环相扣的基本问题，而它们的理论连接点就在于作为公民能力之体现的公共理性的运用。现行宪法的历史起点是54宪法的修正与继续，而54宪法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在摆脱外侮、取得民族独立之后要通过过渡时期任务的完成实现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可以说实现国家的富强这样一种功效主义的思维始终支配着82宪法，在宪法文本中最重要是如下条款：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序言）。

这种思路也非常类似于德国宪法学家鲍肯弗德所讲的基于基本法的价值共识。思想上不存在整体的价值意图。

正如法家思想早就揭示的：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这种并行模式的形成关键自傲中国共产党自觉将自身建设纳入宪法轨道，不断实现政党规范化的政治状态，从而通过取得宪法地位取得实施宪法的基本权力。

[23] [德]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上海世纪集团出版，页16。2.宪法修改宪法修改中也需要援用公共理性，主要目标有二：（1）判断修改是否必要宪法修改根源于社会环境对于宪法的挑战。因此，从这样一种实质规范性理论的立场出发，我们或可对宪法实施做一个界定：宪法实施是自由而平等的政治社群成员对具体法律实践是否符合宪法文本的规范表达，运用反思权衡之公共理性做出判断的过程。因此，中国宪法实施在理论上一个最基本的实质性设问就是：如果宪法文本隐藏着如此开放与多元的制度、思想渊源，那么其该如何无矛盾地实施？传统的理论更多假定作为实施对象的中国宪法是无张力、一体化、平面与高度统一的整体，从而无论是论证宪法实施的意义还是设计宪法实施的机制，都出现结论与方案的简单、线性与理想化，使得中国宪法实施完全成为一种高度形式化、程序化的法律技术操作，放之全球而皆然，失去了中国语境的实质性维度。[15]另一位强调主权者人格的卢梭，则通过一种共和主义传统，强调一个共同体的伦理、习惯对于个体的强制性规范力，通过这种强制实现一种伦理的秩序与人的平等，即人在伦理秩序和获得公共幸福上的平等。序言对党的领导的明确规定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入宪，事实上确认了政党国家型民主是主权代表者的一种体现[71]。

二是基于判例法的要求，最高法院可以运用公共理性在未来意义上塑造符合宪法原则的社会公共价值。而宪法第2条规定的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5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2.宪法实施主体的双重结构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形成了一种在法治基础上的并行模式。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序言）。

总之，82宪法亦如卡尔·施密特对魏玛宪法的判断处在多种价值观的总决断之下。[26]因此，这里康德提出了一个判断行动是否为善的普遍性的衡量标准：除非我愿意自己的准则也变成普遍规律，否则我不应该行动。

监督宪法的实施在学术用语上后来被拆解为宪法监督与宪法实施两个术语，从文本原意来看，前者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的一种描述，后者是前者的工作对象，其含义区分是分明的。天伐有罪，五刑五用哉。追求善（good）的能力是什么？首先要解释什么是罗尔斯哲学中的善。所以从宪法文本来看，中国宪法并没有如西方一些国家一样完全实现了政治与制度的两分[66]或者说价值与规范的两分，而这恰好是采取普通法院审查宪法的根本前提。

[44]这种目的罗尔斯强调并非一定是自利的目的，例如一个慈善家的善就是改善他人的生活。宪法实施的意义决不仅仅体现在个案涵摄与法律推理以保障基本权利这样一种宪法规范的形式理性面向，它更是一种重要的权威话语符号，通过它蕴含的公共理性实现政治生活的良序（good-order）与共识。

[4] B. Womack, Democracy and Governing Party: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10(1), 2005[5] 厚的宪法区别于仅以人权保障为核心内容的薄的宪法观念，具体阐述见M. Tushnet, Taking the constitution away from the cour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chapter 8. [6] N. Luhmann, Law as a Social System, translated by E. Ziege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7] See J. Rawls, Two Concepts of Rules(1995), in J. Rawls: Collected Papers, edited by S. Free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8] Searl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Reality, FreePress1995.[9] J. Habermas, On the logic of social science, trans by S. W. Nicholsen and Jerry A. Stark,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1988;公民能力本质上是一种理性运用能力，属于罗尔斯哲学的核心概念，参见J.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1.[10] J.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p. 47. [11] 代表性作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第6条）。

本文重点讨论制度化领域的问题。第四条根本正义准则是自由及其背后的权利主义。

[59] 参见夏勇：《当代中国宪法改革的理论思考》，载《文明的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那么，罗尔斯在后期哲学（也就是《政治自由主义》）中将康德预设的抽象人性改造为具体政治中的人性，更进一步讲，他所讨论的人是民主宪政体制下拥有自由而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第三条：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那么，宪法每一次变迁究竟是否正当？或者说没有变迁，但生活中出现良性违宪是否允许，就要求我们必须将这些事件中的实践判断回溯到制宪的条件，看究竟应该修改或放弃何者，因此公共理性也是实现宪法与环境耦合的关键，是宪法保持开放性的关键

而在具体内容上，要注意基本权利的保护，如北京市限购政策要求外地人须连续纳税5年方可购房，从宪法平等权保护和比例原则角度看，有必要进行一定调整，即使临时许可也不能超过必要限度。这是一种没有明确范围的空白立法授权，国务院不仅自行行使税收立法权，而且还授权海关总署、国税总局、财政部等中央部委行使该权力，一些地方政府也根据国务院授权进行规制税收的立法。

笔者认为，政府在现在和今后要对市场经济采取紧急干预时，除依据《价格法》等来获得合法理由外，还可通过《行政许可法》的行政许可制度尤其是临时许可制度，为这些不宜类型化的行政干预措施提供正当化和法制化的路径。二、房产税不是替代限购令的制度选择温家宝总理指出：要利用目前房产市场相持的这段时间，抓紧研究和制定促进房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

现行税收体制下，呼声最高的房产税并非限购令的适当替代制度。《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国发〔2010〕10号）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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